末日前的救赎——评古拜杜丽娜专场音乐会

李鹏程/文

如果说中国人对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偏爱源于那些绵长优美的旋律，那么对20世纪苏联音乐的那份亲切感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同。

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一批二十岁出头的苏联作曲学生得以吸收到长期被官方禁止的西方现代音乐。尽管铁幕很快被再次拉下，这些新音乐的种子却已在这批年轻人的稿纸上生根发芽，最终在20世纪音乐史上涂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较突出的古拜杜丽娜、施尼特凯和杰尼索夫更是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称为苏联先锋派音乐的“三套马车”。这三人的大部分创作生涯，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夹缝中度过的。苏联解体后，他们迁往西欧，长期被压抑的音乐作品受到国际性的赞誉。

可惜，杰尼索夫和施尼特凯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逝世。只剩下古拜杜丽娜一人，坚持着厚重而多元的创作路线，在永恒的宗教中记下灵魂的一次次呐喊。如今健在的作曲大师已屈指可数，古拜杜丽娜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在理性地用音符拷问个体的存在。

相比之下，国内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成长的一些先锋派作曲家，似乎在世俗世界的“逍遥游”中，日益失去了理性批判的深度。如《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所说，以前有人害怕那些强行禁书的人，害怕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现在则有人担心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愿意读书，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在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之前，古拜杜丽娜像一个虔诚的传教士，来到这个躁动不安的城市，通过她的音乐，给了我们这群唯物主义者一次救赎的机会。在10月14日第五届当代音乐周的开幕式上，古拜杜丽娜的成名作《奉献》在上海音乐厅久久回荡。从巴赫《音乐的奉献》主题开始，历经自我牺牲的救赎道路（10个变奏），直到天籁般的圣咏主题，终于实现了奉献的自由。古拜杜丽娜笃信末世论思想，但她认为更可怕的是自由精神的衰亡，她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压制的并不只是精神，而是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她的人生和音乐里，随处可见对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这一点，在肖斯塔科维奇对她说“不要害怕，做你自己，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走所谓不正确的道路”时就已经确定了。施尼特凯谈到古拜杜丽娜时如是说：“荣格相信男人有女性的灵魂，女性也有男性的灵魂。我不确定前者，但确信后者……她的音乐和生活合为一体，并且都坚定不屈。她在创作和生活上不会对权威妥协让步。她对自己要求苛刻，却对别人特别仁慈、宽容。”

在音乐周数天的活动里，我们看到古拜杜丽娜还是如她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这位八十岁的鞑靼老太太还是披着散发，穿着过时的西装，耐心地解答每个人的问题，排练时一丝不苟，评价别人时不吝鼓励，言语中闪现和她音乐一致的独立智慧。

10月16日晚，贺绿汀音乐厅，古拜杜丽娜专场音乐会座无虚席。

由于一位演奏家的缺席，曲目单上的《近乎打嗝》被取消，替换曲目是匈牙利作曲家库塔克的《迹象、游戏与信息》。这个看似不得已而为之的替换其实是相当妥帖的——东欧作曲家群体中，库塔克和古拜杜丽娜的风格技法颇为相像，两人也相互欣赏，此外本届音乐周还有一场库塔克的专场音乐会。这不由让人想起纪录片《远离家园-20世纪管弦乐之旅》的最后一集《线索》，就是用古拜杜丽娜和库塔克这两位东欧作曲家作范例，来说明从共产主义集权中走出的多元音乐景象。西蒙·拉特尔向观众讲解道：“共产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作曲家，他们曾一直保持沉默，他们中的最优秀者都保持着异常强烈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的重要来源之一或许就是他们所遭受的痛苦。”

开场曲《第三弦乐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3）一定是古拜杜丽娜最有趣的作品之一。从小提琴空弦泛音的轻微拨奏开始，立即将听众引入一个响趣灵动的微妙世界。漫长的拨奏探索，似乎一直是在等待提琴“拉弓出声”，而当提琴一起拉出婴儿般的娇啼，听者仿佛已置身另一维空间。从乐谱上看，整部弦乐四重奏充斥着20世纪80年代普遍运用的即兴段落、节奏对位、微复调等技法，似乎对于四重奏演奏者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若要在如此凝固的时空布局中，像堆积细沙一样处理每一滴音符，每一个演奏者都要将自己变身为一罐沙漏。从这点来看，四位演奏家的功力了得，不温不火正是此曲应有之境。

《钢索上的舞者》(Der Seiltanzer)是整场音乐会中最震动我的曲目。钢琴代表生活的枷锁，小提琴代表艺术的舞者。哪怕把声音屏蔽掉，两位演奏家对比鲜明的肢体动作也已经显现了乐曲的内涵，这些是以前听录音从未体验到的全面感受。上音的青年钢琴家谢亚双子临时被找来救场，她对作品中钢琴多重音色的把握令人折服！平底玻璃杯在钢琴琴弦上碰撞出充满未知的危险，小提琴就在这幻影般的钢索上独自舞蹈，直到钢琴在两极音区砸出末日般的和弦，小提琴已在欣喜若狂的舞步中彻底逃离，最后钢琴休止，提琴停滞在高音区的双泛音上，回望身后散去的风尘。当我泪眼模糊地看完这出浩劫，心也已在万般伤痕后逃离至远方。

《迹象、游戏与信息》(Jelek, játékok és üzenetek)是库塔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能在厚重乐章中插入这样一部间奏曲，原本是好事。遗憾的是，由于是临时调换，节目单上并没有这部作品的介绍，在场大多数听众在听了近20分钟的中提琴独奏后一头雾水，不少听众起身离开。《迹象、游戏与信息》的形式像贝里奥的十四首《模进》，是到死去才会终止的各类乐器独奏写作；它的内容则像舒曼的钢琴组曲《狂欢节》，每首小曲的标题与乐曲表达的意图紧密联系。库塔克的这部作品中的很多小曲是为了纪念某个人，这些短小的墓志铭像一段段精辟的格言。可惜听众只听到了诗歌的韵味，错失了每一句的含义，于是漫不经心地盯着自我陶醉的演奏家，再捕捉一点视觉刺激。

相比之下，最后一首《三重奏》（Trio）则因节目单上详尽的介绍获得了听众的强烈共鸣。施尼特凯也曾为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写过三重奏，在他那里，三个角色寻求着融合统一的道路；而古拜杜丽娜的三件弦乐器自始至终都在各行其道，三种性格绝然独立，却在三个乐章中相互影响着，直至最后三件弦乐器各自在天生的性格声音中，顽固地重复着自己。

如此隐晦而分裂的剧情，被日内瓦反潮流乐团的三位演奏家精准地诠释出来，听众们曲终后近乎疯狂的喝彩声无疑是送给他们的。古拜杜丽娜拉着谢亚双子的手，连同其它四位演奏家向听众一次次谢幕。看着这位老人微笑里都带着独立的理性，我又想起《三重奏》末尾的声音，在彼此独立的音响空间里，实际上也有和谐的笑意。和而不同，正是当代音乐最可贵的精神。

七年前的10月，古拜杜丽娜第一次来中国，掀起的热潮尚未褪去。七年过去，还是在10月的黄昏，这位流亡的舞者来去匆匆，散下一地落叶任我们捡拾。她已完成自己的使命，凭借宗教赋予的永恒力量，将自己的灵魂全部奉献在音乐里。我们若能从中听到自我救赎的召唤，便不必再恐惧哪怕是末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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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明虹：“宗教观念与音乐结构”，《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3月。

 Alexander Ivashkin，A Schnittke Read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p67.